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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选择理论的概念分析

发布时间：2025-10-10 | 来源：互联网转载和整理

公共选择理论至今仍存在着一些争辩，这些争辩主要集中于如下几个焦点：（一）效用的衡量准则公共选择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对社会福祉函数的研究。对社会福祉函数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吸取了（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的成果。（旧）福利经济学有三个核心假设：第一，个人福利可以采用基数的形式进行衡量；第二，不同人的福利可以加总，并得到社会总福利；第三，补偿检验。在通常情况下，一些政策会使一些人的福利改善，使另一些人的福利恶化。英国经济学家卡尔多、希克斯等人提出的补偿检验认为，如果受益者在充分补偿受损者以后，还能够有所剩余，那么这种政策就是符合公共利益的。这实质上就是社会总福利的增加。1930年代以后，以罗宾斯、萨缪尔森、希克斯等人为代表的新福利经济学家强势崛起，特别以罗宾斯的名著《经济科学的性质与意义》为标志，对旧福利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基数效用和人际比较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效用作为一种主观感受，无法用具体数值来衡量，更不能进行人际比较。总之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把福利经济学建立在边际效用序数论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边际效用基数论的基础之上。（二）社会福祉函数公共选择理论界对社会福利函数争辩的焦点在于社会福利函数是否存在，特别是1950年肯尼斯·阿罗提出著名的“不可能定理”以来，许多人认为社会福利函数已被宣判***。阿罗“不可能定理”横空出世，指出符合阿罗条件的社会福利函数之不可能性。对于这个结果，社会选择理论研究的几位大师，并未采取绝对化的观点。阿罗在《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效用和”中说：“在2.1节中我们已经拒绝了将效用和量化的想法，尤其是拒绝个人间效用的比较，现在所采用的方法也就排除了这种福利函数形式。但是假定效用和仅仅依赖于个人排序而不是效用指标，它还是可以重新形成的。伯格森关于社会福利函数的讨论中似乎已隐含了此意”。丹尼斯·缪勒（DennisCMueller）对理论界所研究的社会福利函数作了经典的归纳，将业已提出的社会福利函数概括为四种基本类型：“（1）实值的社会福利函数，以伯格森·萨缪尔森的社会福利函数（bergson-samuel-sonsocialwelfarefunction）为代表，该理论认为，社会福利值w（用序数表示）取决于被认为影响福利的所有可能的实值变量zi，即w=w（z1，z2，…）。但这仅是一个概念化的函数，没有给出函数的具体形式；（2）公理性社会福利函数，以威廉·维克里等为代表；（3）社会契约型，以约翰罗尔斯等人为代表；（4）功利主义契约型，以豪尔绍尼等人为代表。”丹尼斯·缪勒通过旁征博引，对若干有代表性的实值型社会福利函数优、缺点作了较详细的剖析。当今公共选择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阿马蒂亚·森（AmartyaKSen）概括了“不可能性定理”的一个新突破口：1940年代以来，偏好或者其相应的保序函数——效用函数——作为解释个人选择行为的基础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学家的共识。（三）投票规则———多数同意抑或一致同意在投票规则设计上，长期以来存在着多数规则与一致同意规则的争论。1956年，美国政治学家达尔（DahlR）对多数原则产生怀疑的原因在于：“多数原则是按人头论多少，于是它把不平等的强度平等化了。因此多数原则是建立在一种虚构上，即十分软弱和不现实的约定上：让我们假设各种选择的强度是一样的。”规则不能反映投票人的偏好强度，投票的结果不能达到最优。尽管多数法则遭受了许多责难，但一方面，它有着悠久的历史习惯；另一方面，作为社会选择的一种具体方法，人们对它已有了可观的研究成果。其中一系列研究成果揭示出多数方法在社会福利函数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阿马蒂亚·森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中介绍“关于多数规则的条件”；“多数选择与相关系统”坚持认为多数规则（虽存在着一些重要缺陷）在公共选择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所有的集体选择规则中，多数决定方法可能比其他任何方法都得到更多研究，……容易理解它具有广泛的吸引力”；“关于选择规则的条件”中对多数规则予以理论上的高度概括，“梅（May）证明了，惟一确定的具有无限制定义域的、无关方案独立的、同时具匿名性、中立性、中立性和正响应性的CCR是多数方法。若一个人赞成所有这些条件而不愿意接受多数规则，那么他就麻烦了，因为他至少必须要丢弃这些判断中的一个。…多数决定方法像帕累托扩展规则那样，满足独立性、匿名性、中立性、非负响应性、强帕累托原则，以及无限制定义域条件。”另一方面，其他学者对一致同意规则的讨论主要有：1896年，瑞典学者克努特·威克塞尔（JohnGustavKnutWicksell）从独特的视角提议“把所有人从集体行动中受益的可能性与全体一致性通过规则联系起来”、提出“一致性规则是惟一能确定地导出满足帕累托条件的公共物品数量和税额的选举规则”1962年，布坎南（JamesMBuchanan）与戈登·塔洛克（GordenTullock）在其名著《一致同意的计算》中论证了在公共选择中，由于信息不对称，一致同意需要极大的成本。现实中的政治程序多采取间接民主制（代议制）或多数票原则（简单多数或比例多数），但***行为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政治官员的动机支配……但多数原则是否就必然提供了合理性呢？或者多数人是否有剥夺少数人权力和自由的正义呢？这显然是个争论更深层次的问题。与阿罗的观点相同，布坎南认为，在相互冲突的主体间形成一致的规则是不可能的，因此只能求其次通过多数人规则来实现，这就必须理解多数人规则的实质：并不在于让多数人接受而形成决策的规则，而在于让所有人都接受决策的规则。布坎南认为多数主义政治会导致多数人联合体利用***权力为自己的利益而重新分配资源，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效应。他主张放弃简单多数规则，而建立一个可以包容更多人的规则，即一种“普遍性的限制”（constraintforgenerality），从而使政治家在决策时按照公众的利益公平的处理社会福利的分配。1971年，戈登·塔洛克认为，在现实世界中，投票者的个数总是大大超过备选方案个数。这时出现投票悖论的概率是如此之小，以致于在实际上可以不考虑它。这时出现一致的概率就很高，而再提出或拥护另一个选择方案的成本会高于该方案能带来的利益。如果实际的多数投票结果确实靠近中间状态，则该结果将被大家所接受。1994年，休·史卓顿（HughStretton）和奥查德（LionelOrchard）的分析表明：由于投票过程中理想最优的一致同意的直接民主无法实施，实际中采取的间接民主投票仍不是理想的民主决策方式。间接民主投票存在如下缺陷：（1）多数票规则难以获得均衡结果；（2）多数票规则会导致对公共决策控制权的争夺；（3）多数票规则会导致选民对公共选择活动的冷淡。可见现代公共选择仍处在左右为难的境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