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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诗酒精神

发布时间：2025-10-06 | 来源：互联网转载和整理

尼采曾经把古希腊神话中的酒神狄俄尼索斯和日神阿波罗作为人

类艺术心理之两极的象征，酒神精神是癫狂、亢奋、大悲大喜、漫无

节制是崩溃和幻灭时的极度兴奋，日神精神讲求节制、理智、在现

实生活的梦幻中泯灭个性的烦恼。而罗思·白纳蒂克（RuthBenedict）

则依据一些原始民族的调查研究认为，从一开始，文化就有酒神型和

日神型的类型差异，它们各有其表达情感的特定方式，而世代相沿，

形成传统。李泽厚受这个观点启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即使不是日

神型的也至少不是酒神型的，具有“主冷静反思，重视克制自己，

排斥感性狂欢”的文化特征。但就是这种重理性的非酒神型文化，却

产生了源远流长的诗酒文学传统：从《诗经》时代开始，人们就吟唱

起“陟彼高冈，我马玄黄。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的句子；而

从魏晋时代开始，中国文人诗歌更是与酒结下不解之缘。辛弃疾中

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存世600多首词就有300多首是写到酒的，

这不仅是一个个案，更是一个典型：从他这里，我们可以清楚了解，

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酒的情结，是如何而来，又如何而往。

一、“酒兵昨夜压愁城”

英雄豪气在现实压抑下的

自我**和反自我**的挣扎

辛弃疾首先是一位英雄，“是一位在实践方面果然可以建立事

功的有谋略、有胆识、有眼光、有手段、有才华，而且有权变的英

雄豪杰式的人物”。能得到这样的评价，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早年在

北方金国统治区内参加义军的一段经历；如果没有这段经历，再多写

几篇《九议》、《十论》，恐怕也要被怀疑是纸上谈兵。这是辛弃疾

比大多数传统精英知识分子幸运的地方。但这幸运却铸成了更大的不

幸。“壮岁旌旗拥万夫”（《鹧鸪天》）之后，是奉表南归，和长期

地沉沦下僚不仅没能受到南宋小朝廷的重用，在统一大业中展现英

雄本色反而屡遭打击、排斥，甚至两度在乡间闲居长达二十余年。

辛弃疾的幸运在于他有青年时代的军事业绩。立德、立功、立言，

立德是虚的在战争年代犹为虚；立言是浮的，而且往往大家都能说，

也就不值什么——惟有立功，有宋以降，文人们常常可望而不可即，

却被辛弃疾占到了，从而确立了他不仅有英雄之志更有英雄之才的口

碑。但是这英雄业绩，正造成了他南渡之后心理上更大的反差。王兆

鹏先生说：“宋南渡词人大多是有才有志有勇于进取的英雄志士，他

们对英雄受压抑、遭排挤的苦闷和无路请缨的悲剧有着切身体验，因

而无法伸展的压抑感与无人理解的孤独感成为南渡词所表现的一种普

遍心态。”由于巨大的反差，在辛弃疾这里，这种压抑和苦闷表现得

尤为深切。

压抑之深之切，满腔报国之志、建功之策，只好全换作“长年耽

酒更吟诗”（《添字浣溪纱》），在诗与酒的个人天地里忘却忧患；

只好全换作“醉乡稳到无风浪”（《鱼家傲》），在醉与醒的瞬息之

间抚平伤痛；只好全换作“许多愁，问君有酒，何不日丝竹”（《归

朝欢》），在酒精和音乐的感官***中寻求人生所剩不多的欢乐。

“问何可以平哀乐，唯是酒，万金药”（《贺新郎》），因为，“人

间路窄酒杯宽。”（《鹧鸪天》）酒杯虽小，能容五湖倦容；天地虽

大，容不下一个英雄。文韬武略只能用来镇压自己的英雄志气，所

以叫“酒兵昨夜压愁城”（《江神子》）。一个“压”字，深刻体现

了英雄豪气在自我**与反自我**之间的挣扎。这种斗争之残酷，

不亚于一场战争。

辛弃疾虽然了有指挥酒兵镇压愁绪比较成功的时候，也能“醉里

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西江月》）；甚至要在酒杯里大彻大

悟了“更着一杯酒，梦觉大槐宫”（《水调歌头》），把人生的得

意与失意都看成是南柯一梦；或干脆就泡在酒里不起来，把一切都

丢在脑后“一饮动连宵，一醉长三日”（《卜算子》）。但是终

归有醒来的时候，终归禁不住“宿酒醒来，算只有清愁而已”（《满

江红》），伤心依旧，无奈依旧。

即使没有醒即使还在醉中，满腔壮志也难以忘怀，还要“醉里

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还要看见“雕弓挂壁无

用，照影落轻杯”（《水调歌头》）。所谓“忠愤所激，不能自已”，

本来是个英雄，说“身后虚中，何以身前一杯酒”（《洞仙歌》），

不过是激愤之词而已。

所以“万事一杯酒，长叹复长歌”（《水调歌头》），酒并不

能真正使英雄平静；“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浪淘沙》），身

世之感挥之不去，拂之还来。一个现实世界里的英雄，无法真正沉溺

于用酒渍成的虚幻世界中。“大及王朝的国步方蹇，小则个人的命途

多舛以及由此而生的深沉的忧患意识和人生价值的巨大失落感”，

在现实的压迫下，化作满腔的愁绪和痛楚，要消除它，调动千万酒兵

亦不能操胜算。说到底是词人想消除而又不愿就这样消除心中郁积

而成的矛盾“又怕是，为凄凉，长在醉中”（《声声慢》）。此情

此感千载而下，犹令读者扼腕长叹。

正如张玉璞、刘加夫二位先生所言：“他（辛弃疾）借酒**神

经，消愁解忧。……在稼轩集中，固然不乏以酒壮怀，以酒叙悲之作，

但更多的却是借酒达成对悲情与壮怀的逃避。”但是，**却无法麻

醉，逃避却无从逃避，中国传统精英知识分子的忧世伤生和匡济之志，

就象无所不在的地下水，总能找到一个缝隙，涌将出来。原来英雄

也和所有在儒家传统思想浸染下的文人一样，有一颗敏感而脆弱的心。

所以只有举杯消愁愁更愁。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辛弃疾的醉酒，虽然是一个英雄的醉酒，

却仍然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醉酒，“完全不同于西方的酒神精神，不

是那情欲的狂欢和本能的冲力，而仍然是在人逃避中寻理解，于颓废

中求醒悟仍然有着太多的理性。……围绕着酒和醉的，仍然是人世

的烦忧人际的苦痛和对人生、对生活的理性执着和情感眷恋。不是

本能的冲力不是这冲力所要求或造成的对人生世界的捣毁、破坏和

毁灭而仍然对人生对世界是那样地含蓄温柔、深情脉脉、情理和谐。”

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辛弃疾的借酒消愁，和无法消愁。

二、“醉时拈笔越精神”

酒，暂时解放了诗人逸趣，

却无法使其真正摆脱精英情结

辛弃疾是英雄，也是诗人。身兼英雄与诗人的双重身份，也是精

英知识分子所向往的。

作为诗人辛弃疾“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于倚声家为变

调；而异军特起，能于剪红刻翠之外，屹然别立一宗。”所以有人说

他是继苏轼之后，完成了词向诗的回归，从言情回到言志。但是纵观

一部稼轩词婉约之作又未必少过豪放之作。虽然田同之说“性情豪

放者强作婉约语，毕竟豪气未除”，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有情

而无技艺不能为诗”，仅仅用“英雄之词”来概括辛弃疾的诗歌艺

术，用英雄豪气和忧患意识来作用“辛弃疾发为歌词的内驱力”显然

是不够的。

辛弃疾作为诗人的艺术天才不容抹煞，但却常常隐没在“英雄”

二字的阴影之中，这不仅在论者，在辛氏本人也是这样——若没有酒

的浇灌诗人逸趣恐怕很难摆脱知识精英的救世情结而进行个人化的

艺术创造。所以诗与酒在辛词中常常是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具有

独特艺术思维的作品中尤其如此。辛弃疾自己也说，“醉时拈笔越精

神”（《鹧鸪天》）。

长达二十余年的隐居生活，以及为官时帅镇一方的政治地位，使

得辛弃疾有条件“长年耽酒更吟诗”（《添字浣溪纱》），过着“咫

尺西风诗酒社，石鼎句，要弥明”（《江神子》）的生活。当作为英

雄的人生价值无法实现时，作为诗人的艺术创造的确给了他很大的补

偿性快慰：“绿野先生闲袖手，却寻诗酒功名”（《临江仙》）。这

句以唐代宰相裴度自况的词的，很能说明他的这种心境。所以他才

会乐此不疲“正要千种角酒，五字裁诗”（《婆罗门引》），甚至

于依赖这种生活，连生病也不顾，“病中留客饮，醉里和人诗”（

《临江仙》），把诗酒当作全部的人生来过。

但是当作毕竟仅仅是当作，“水云乡，可堪醉墨几淋浪”（《鹧

鸪天》）不可能占据辛弃疾的全部心灵。“但觉平生湖海，除了醉吟

风月另外百无功”（《水调歌头》），在儒家思想浸润下的辛弃疾，

无论如何不可能真正把诗酒人生作为价值取向；“从今赏心乐事，剩

安排、酒令诗筹”（《声声慢》），一个“剩”字，道破了深藏心底

的无奈。诗人逸趣在酒的作用之下，人知识精英的传统价值取向和

人生忧患中解脱出来，但也只是暂时的。孔子说：“唯酒无量不及乱”，

这是一个两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都无法跳出的理性态度的范围，辛弃

疾也不例外。短暂的超脱之后，是深沉的后悔，“细数从前，不应诗

酒皆非”（《新荷叶》）；是更深的伤痛，“说剑论诗余事，醉舞狂

歌欲倒老子颇堪哀”（《水调歌头》）。不仅饮酒作诗，还说剑醉

舞，“在舞蹈的沉迷中，人们跨过了现实世界与另一个世界的鸿沟，

走向了***、***与上帝的世界”，却也终于要感到“颇堪哀”。正

如辛弃疾不能象酒神型文化中的人那样纵酒作乐一样，他也同样不能

在文艺创作中泯灭作为一个日神文化中的人的强烈理性思维。

有人也许认为辛弃疾是道家思想的，或到少是“外儒内道”的，

而辛弃疾自己也说过，“案上数编书，非庄即老”（《洞仙歌》）。

但正如罗兰。巴特所叹息和讽刺的：“我们一般倾向于相信，至少时

到今日想念作家本人可以宣称自己作品的意义分辨……去向已故作

家审问他的写作动机，以便肯定其作品的涵义”，辛弃疾自己的话，

也未必百分之百能体现他内心深处的情感——如果仅凭这句来说辛

弃疾当然是崇庄老的，但是试看庄子云“夫欲免为形者，莫如弃世，

弃世则无累无累则正平”，辛弃疾怎么能做到“弃世则无累呢？千

年往事已沉沉，闲管兴亡则甚？”（《西江月》）这样的句子，只不

过是牢骚之词，更深切的，是“身世酒杯中，万事皆空”（《浪淘沙》）

的叹息。

总而言之由于外在的原因，无法做英雄；由于内在的原因，无

法安心做诗人。虽然他的英雄志气和瑰丽诗篇长流后世，但是对辛弃

疾本人而言内心深处的挣扎和痛苦紧紧缠绕着他的一生。人生悲剧

便由此而来。而这样一来酒，便沦落到一个更加尴尬的境地；纵酒

颓废。于是有“拚却日高呼不起，灯半灭，酒微醺”（《江城子》），

于是有“而今何事最相宜？宜醉宜游宜睡”（《西江月》），于是有

“有时醉里唤卿卿”（《西江月》）。猛然读之不敢相信这是一位

英雄。但是我们也不该因此而贬低他。正如别林斯其所说：“在由巨

大的社会疾苦所引起的深刻忧伤的重负下，甚至呈现委靡都可以原谅。”

可以说正是这颓废，正加重了辛弃疾人生的悲剧色彩。

不过辛弃疾并不是古代神话中的悲剧英雄，他的人生悲剧，也

具有凡人色彩。

三、“酒兴诗情不相似”

英雄之酒诗人之酒很不相同；

居官之酒在野之酒大异其趣

邓广铭先生的《稼轩词编年注》分五卷，卷一《江、淮、西湖之

什》收的是辛弃疾1167年到1181年的词作。这一段时间正是辛弃疾

渐渐从屈身下僚到任地方大员的过程，其中更以1170年任朝廷司农寺

主薄和1172年任地方上滁州知州为转折。应该说这是辛氏到南宋后，

比较“得意”的一段时光，虽然平复之志遥遥无期，但毕竟在一步步

往上走。这段时间酒喝得并不少，“我饮不须劝，正怕酒樽空”

（《水调歌头》）。甚至也常常“且画堂，通宵一醉”（《儿声甘州》）。

但是整整十四年时间，只留下七十一首词作，怎么也算不上“醉时拈

笔越精神”（《鹧鸪天》）。而且英雄之气似乎也并不那么壮烈了。

且看他1181年在湖南安抚使任上作的《水调歌头》曰：“官事未易了，

且向酒边来”，口气之倦懒，直与黄庭坚“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

西倚晚晴”相近，再看1170年任司农寺主薄（京官）时泛游西湖时所

作之“有酒重携，小园随意芳菲”（《新荷叶》）句，与富贵闲相晏

殊之“去年天气旧亭台。一曲新词酒一杯，小园香径独徘徊”又有多

大区别？虽然目前的生活离自己远大的理想还很远，但竟也就满足了；

虽然自己所痛恨的事情还未得到扭转，自己所热切希望的事情还只有

微弱的希望壮怀豪情却也平静了许多；功业并未成就，却生出向往

诗酒隐逸的情感。从这个角度来说辛弃疾虽然是一个英雄，也是一

个普通的中国知识分子，“不断需要醉心的幻影，快乐的假象”。卷

二《带湖之什》收的是辛弃疾1182年被罢官后下乡隐居生活时所做。

而这十年居然存世176首词，是前十四年的两倍还多。而就在这十

年，喝酒的快乐越来越少了，而愁绪则越积越多，喝酒不是为了助兴，

而是消愁了“酒兵昨夜压愁城”（《江神子》），“愁滞酒，又独

醒”（《贺新郎》）。而且英雄感慨之气也越来越多，“说剑论诗余

事，醉舞狂歌欲倒，老子颇堪哀”（《水调歌头》）。当初做官做

大官时想喝酒做诗之闲适，如今真的闲适了，真的可以喝酒做诗了，

却发现不堪忍受，“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

（《洞仙歌》）。最具有对比意味的是，1172年（卷一之时）在滁州

知州任上时辛弃疾做词曰：“酒如春，春色年年依旧”，用的是

《感皇恩》的词牌；而在带湖隐居时则做词曰：“老去逢春如病酒”，

用《定风波》词牌。

卷三《七闽之什》收辛弃疾复出，在福建做提刑安抚使时的词作，

仅存世32首，年均8首，比卷二的年均近18首，又少了一半多，而激

愤的情绪又缓和了许多，“引壶觞自酌，须富贵何时”（《临江仙》）；

而雅趣又来了，“尊前似点莺花数，何处捧心颦，人间别样春”

（《菩萨蛮》），而且又可以畅饮适意，“且对东君痛饮，莫教华发

空催”（《西江月》）。这中间的变化真是太明显。看来要做到范

仲淹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真是非常难啊！辛弃疾当然不纯

是为当官而喜，为罢官而忧，英雄之志气与本领能否舒展也是非常重

要的原因但观其词，做官与不做官时，情感的起伏，实在与常人无

异。

卷四是从闽帅罢官时的作品，卷虽编年不能确认，但据邓广铭先

生考证也十九是罢官时之作.这样一算，辛弃疾600多首词，只有

百余首是做官时所作的，其余500多首都是罢官时之作，而且一罢官

语气神情就都激愤起来。卷三喝酒还喝得挺高兴，卷四就成了借酒消

愁，“许多愁，问君有酒”（《归朝欢》），就成了借酒消愤，“掩

鼻人间腐臭场，古来惟有酒偏香”（《鹧鸪天》），不能不让人觉利

“以物喜”，“以己悲”的成分很重。固然做官符合他进取向上的

人生价值取向，而且他在任时也确实做了许多好事，设飞虎军、兴修

水利、扶贫救荒、宽征薄赋等等，但也不能不说于英雄之节有亏。

杨海明先生曾说，同一位词人，“其生活环境也经常会发生时、

空的转换而当生活环境发生变异时，其词风也会随之而变”，这也

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英雄的前后不一的酒态诗情。从共时性来讲，在辛

弃疾本身有时英雄的气质表现得更多一些，有时诗人的气质表现得

更多一些英雄之酒与诗人之酒，喝起来很不相同；从非共时性来讲，

在辛弃疾人生的不同阶段，有得意之时，诗酒是所向往的人生；有失

意之时人生是无奈的诗酒，居官之酒与在野之酒，喝起来也很不相

同。中国知识分子与酒和诗的不解之缘，也就在这“四位一体”的奇

怪情况下慢步前行，几千年了走不出这个圈子。如果这诗酒人生中

有悲剧的话那么不仅是历史的悲剧，也是个人的悲剧。

四、“古来惟有酒偏香”

中国知识分子内在的文化性格决定了

辛弃疾的人生悲剧不是个案而是典型

辛弃疾有词曰：“掩鼻人间腐臭场，古来惟有酒偏香”（《鹧鸪

天》）。而唐代大诗人李白，偏偏也写道：“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

饮者留其名”（《将进酒》）。李白号称“诗仙”，以旷达俊逸著称，

但也逃不出中国知识精英与酒的特殊情结。那就是——（一）借酒消

志士之愁“愁来饮酒二千石”（《江夏赠韦南陵冰》）；但又无法

真正借酒消愁，“沉吟此事泪满襟，黄金买醉未能归”（《梁园吟》）

（二）借酒力摆脱现实与传统思维的束缚，发诗人之兴，“兴酣

落笔摇五岳”（《江上吟》）；但终于回归传统价值和现实世界的忧

患，“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玉壶吟》）

（三）得志之时向往纵酒逸乐的生活，“美酒尊中置千斛，载妓

随波任去留”（《江上吟》）。

（四）失意之时又觉得酒喝得无奈，“举杯消愁愁更愁”（《宣

州谢眺楼饯别校书叔云》）。

其实绝世而独立的李白，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部分，遑论他

人？

“封建社会的不公正性早就决定着它的绝大多数优秀分子必然会

产生‘才命两相妨’的悲剧”，而儒家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的统治地

位，又决定着知识精英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必然是外向型的，那么大量

的怀才不遇就不仅仅是人生价值的失落，更有一种对社会、对国家

的强烈忧患意识，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精神的倍受煎熬，造就了

大量的诗酒人生，“直须诗句肯推排，不然唤进酒边来”（辛弃疾

《浣溪纱》）。但是这种诗酒人生，却是非酒神精神的，围绕着酒和

醉的仍然是人世的烦忧，人际的苦痛和对人生、对生活的理性执着

和情感眷恋。所以这种诗酒人生既不能成为另外一种价值选择，也

不能成为真正的逃避之所，而只能成为一种悲剧性的历史凝结和个人

体验。而这中间更夹杂了世间沉扬起伏的人生际遇，夹杂了儒家功成

身退道家弃世无累的召唤和诱惑，于是演出了“得意时，诗酒是向

往的人生；失意时，人生是无奈的诗酒”的奇特情感轨迹，更加深了

中国知识精英诗酒人生的悲剧意味。

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说，“儒道互补是两千多年来中国思想

的一条基本线索”，但是道家思想仍然是非酒神精神的，而且隐逸遁

世诗酒自娱往往也只是一种精神的避难所。辛弃疾的醉是一种假醉，

他自己说：“独患天下有恢复之理，而难为恢复之言。盖一人醒而九

人醉则醉者为醒而醒者为醉矣；十人愚而一人智，则智者为愚而愚

者为智矣”；许多人的隐逸遁世也是假隐逸，韩愈就说：“山林者，

士之所独善自养而不忧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忧天下之心则不能矣”。

所以我很不同意袁行霈先生的观点，说辛弃疾与陶渊明的契合在于

回归意识、酒以及对友情的重视等方面，更不能同意张玉璞、刘加夫

二位先生说辛、陶二人在“随缘自适、任真达观的人生哲学上”一致。

辛弃疾自己说：“东篱多种菊，待学渊明，酒兴诗情不相似”

（《洞仙歌》）。他无法真的象陶渊明那样坐下来静静品味诗酒人生。

而陶渊明可以算是是中国诗人里的一个另类，只有他，把“不是内在

的轩冕荣华、功名学问，而是内在的人格和不委屈以累已的生活”作

为一种新的人生价值取向。与他相去不远的诗人不行，而后代尽入科

举彀中的知识分子更不行。庄子说：“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陶

渊明一辈子没有说过什么大话，顶多说邢天“猛志固常在”（《读山

海经》），后人固然可以理解为是陶渊明在抒发自己的猛志，但到底

是什么样的猛志，他一字未言。他也绝不会上什么平戎书平贼书。陶

渊明是真隐所以才能够“欢然酌春酒，摘我园中蔬”（《读山海经》）。

辛弃疾就算“听取蛙声一片”，（《西江月》），也是和“稻花香里

说丰年”（同上）联系在一起的，功利之心隐而不去。但即使陶渊明，

也不能说“弃世则无累”，完全超出人世间，因为“既然超出于世，

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

能忘情。”陶渊明也逃不出这个圈子。所以当传统的观念束缚（内

在的）和社会的极不公正（外在的）被打破之前，大多数知识精英的

诗酒人生只能是悲剧人生。

五、总结

继尼采和罗思·白纳蒂克把人类文化心理归结为酒神精神和日神

精神之后精神分析主义的大师荣格提出了“集体无意识”的概念，

并且分析了集体无意识与艺术创作的关系：人类自原始社会以来世世

代代的普遍性的心理经验的长期积累，作为潜意识进入创作过程，这

种潜意识即“集体无意识”的外化，就成为远古时期的神话，和以后

世世代代不断的以本原的形式反复出现在艺术作品和诗歌中的艺术形

象。——反过来说通过研究神话、图腾和历代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

的叙事结构、人物形象或象征，可以重新构建出这种原始意象和“集

体无意识”，进而发现人类精神的共相，揭示艺术的本质。

中国远古的神话传说，不如希腊神话保存得那样完好，但是据何

新先生的考证，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中国远古信仰从多神拜物教转变

为一神教之后，就一直是日神崇拜，黄帝、炎帝、伏羲，都是日神的

变体。这也许还是一家之言，那么从中国文学长期以来的诗酒传统来

看（正如我们在前文所分析的），却不能不承认中国文化有一种异于

酒神文化而又自己稳定特点的内在精神——如果用“日神型”不能概

括的话不妨叫做非酒神型文化。这种非酒神文化所形成的诗酒人生

传统在魏晋时代就已经定型，一部《世说新语·任诞篇》，就可以

找到在后代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四位一体”诗酒人生范式：

（一）志士之酒，借酒消愁：胸中块垒故须酒浇之。

（二）诗人之酒，借酒发兴：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三）居官之酒，故作清高：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

（四）在野之酒，看破红尘：酒正使人人自远。后世的知识精英

受《世说新语》影响之深，也许正在此处；辛弃疾多次在词中引用刘

伶、阮籍等人纵酒的典故，也不能不说是一种必然。

从刘伶的《酒德颂》，到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都是“从逃避

中寻理解于颓废中求醒悟”，但是都成为中国文化和文学史上的妙

品。大量的酒诗亦然。这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辛弃疾也正是这

风景线中的瑰丽一段。从阮籍的“常步行以百钱挂杖头至酒店便独酣

畅虽当世富贵不肯诣也”，到李白的“五花马，千金裘，忽而将出换

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近酒》），到辛弃疾的“醉里挑灯看

剑，梦回吹角连营”（《破阵子》），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的诗酒人

生，虽然不是酒神精神的，却同样有着内在的文化精神和强烈的悲剧

意味恰恰在中国文化中注入了一股独特的泉流，令后世叹为观止。